manbetx万博平台推动服务贸易跨越式发展
作者:赵 瑾(中国社会科学院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我国一向高度重视发挥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根据全球化发展的特点和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目标提出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科技兴贸战略等。这些战略对我国优化出口结构、扩大国际市场,进而推动我国货物贸易上升到世界第一位、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年来,随着数字全球化和全球贸易服务化发展,服务贸易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面对新形势,为进一步确保我国国际贸易大国地位,需更好发挥服务贸易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作用,建议在“十四五”时期研究实施服务贸易跨越式发展战略,以高质量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强大国内市场和贸易强国建设。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动了数字技术迅猛发展,促进了产业深度融合,引领了服务经济蓬勃发展。放眼未来,服务业开放合作正日益成为推动发展的重要力量。进一步深化服务贸易和投资合作、在服务贸易领域取得新发展新突破,具有必要性、重要性与紧迫性。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当今世界,以全球价值链为主导的国际分工日益发展,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国际组织开始重新认识服务在全球价值链增加值创造、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然而,目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对服务的价值、功能和作用给予足够的重视。我国发展已进入工业化后期,服务业在GDP中占比超过50%。2013年至2020年,服务业平均增速高于工业平均增速、服务贸易平均增速高于货物贸易平均增速已成趋势。进一步推动服务贸易跨越式发展,有利于农业、制造业增加生产性服务投入,切实转变发展方式manbetx万博平台,进而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有利于在扩大生活性服务中更好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经济社会更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选择。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与时俱进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战略抉择,也是塑造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必须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服务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短板。2020年,我国服务贸易规模位居全球第二,但服务贸易在GDP中的占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服务可贸易程度较低。推动服务贸易跨越式发展,以服务业的大开放推动服务业的大发展,有利于补短板、强弱项,更好满足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的生产性服务需求,以及人民群众对教育、医疗、养老等生活性服务的巨大需求;有利于释放服务业发展潜能,培育国内竞争市场,加快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建设贸易强国的关键举措。对于贸易的未来,国际社会有多种预测。一是世界贸易组织预测,到2040年,服务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将大幅提升50%。二是麦肯锡预测,如果将尚未纳入统计的出口商品的附加值、企业给境外子公司的无形资产、面向全球用户的免费数字服务三大类计算在内,2017年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实际占比将由原来的23%提升至50%以上。三是欧盟委员会预测,如果将“全球制造业中的服务投入”(如工程、设计、银行、软件和物流)计算在内,到2025年,这一项服务自由化所带来的全球GDP收益将达到3000亿欧元,世界贸易增长可能超过5000亿欧元。在发展服务贸易方面,我们必须适应国际贸易结构服务化、数字化发展的趋势以及全球服务贸易规则重塑的形势,把握数字全球化带来的服务可贸易化的新机遇,在推动服务贸易跨越式发展上切实发力,这有利于在未来实现我国从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向第一大服务贸易国的跨越。
从决定未来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因素看,我国具备实现服务贸易弯道超车、跨越式发展的良好条件。
第一,数字技术突破了服务不可贸易的技术障碍。技术发展决定贸易的未来。服务贸易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在于数字技术在贸易中的深入应用使不可贸易的服务成为可贸易,并对全球贸易格局形成了颠覆性影响。应该看到,在科技创新的竞争中,我国在持续发力。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2021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2021年中国在全球排名第12位,较2020年上升2位,排名连续稳步上升。
第二,我国推动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的制度优势正在形成。目前,国际服务贸易规则重构加速,涉及电信、数字贸易、金融服务、环境服务、自然人移动等多个领域。但在数字经济时代,规则重构的重点和焦点仍是数据市场开放。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扩容,全国首张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在海南落地,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相继出台,以前制约我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提升的一些障碍正在消除。
第三,manbetx万博官方我国劳动力优势正从人口红利向人力资本红利转变。过去20年,在世界经济服务化的背景下,全球就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对高技能岗位的需求不断增加并成为趋势。目前,我国就业结构也正向服务化转变。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全国人口中拥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18亿人。教育水平的整体提升和高技能人才在服务业发达地区的集聚,将为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提供大量高技能人才。
第四,世界第二大引资国地位和以服务业为主的引资结构成为我国服务贸易更好发展的重要基础。当前,国际投资服务化和数字化走势明显。商业存在(FDI)是目前国际服务贸易的重要提供方式,在四种提供方式中占比近60%。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引发的国际投资大幅下降与全球价值链重构并没有改变国际社会对我国的投资信心。2021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规模超过万亿元,达1.14万亿元。其中,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实现两位数增长(16.7%)。
第五,我国服务市场发展潜力巨大。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没有改变世界经济重心向亚洲东移的趋势,亚洲在经济增长、贸易等方面继续保持亮眼的成绩。我国地处亚洲价值链的中心,且具有独特的地缘优势。随着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我国中等收入人口增加,无论是服务外部国际市场,还是国内市场,无论是依托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的生产性服务,还是为14亿多人口提供生活性服务,我国服务市场发展的潜力都非常巨大。
推动服务贸易跨越式发展,是更好把握未来我国贸易发展、赢得贸易话语权的关键举措。接下来,需在以下几个方面切实发力:
一是以数字技术应用和数字化改革为核心推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服务贸易能否实现跨越式发展,取决于数字技术引发的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变革。为此,未来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的方向应以数字化为抓手,实现高水平开放和体制机制创新。要推动制造业服务化和服务业数字化发展,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对产业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以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发展,全面提升我国服务可贸易程度;建立推动服务业数字化和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财税金融政策促进体系;加快建设以数字化转型为核心的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
二是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在海南落地的首张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有力提升了服务业开放水平,但也要看到,其并未在数据市场开放试点中形成新的突破。面向未来,抓住数字全球化机遇的关键是推动数据市场开放。为此,要确保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的一致性和多部门执法的协调性,建设数据市场开放的安全屏障。同时,加快试点探索数据市场开放,并且在现有基础上尽快出台相关办法、细则、标准等,提高法律法规执行的透明度和可操作性。
三是加快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在产业融合和数字化发展的背景下,要以数字技术和服务推动传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建议建立外贸数字化转型升级基地,发挥贸易数字化发展的示范效应,解决好大批企业不知道如何推动数字化等问题,加快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
四是建设服务领域国际合作的新平台新机制。服务业的异质性和各国服务贸易规制的差异是阻碍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加强服务领域国际合作,要以监管一致性推动服务贸易监管国际合作,降低服务贸易壁垒;要将服务贸易谈判作为扩大双边、区域和跨区域谈判的重点,并升级现有自贸区协定;要推动国际合作示范区扩容,鼓励地方建立面向欧洲市场、亚洲市场的国际合作示范区,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服务业国际合作。
面对不断升级的数字社交产品,反而需要青年人意识到沉浸式社交环境背后的营销策略与运作逻辑,从而与社交媒体生成的感官刺激与虚拟自我保持距离。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宗旨,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符合中国的初心使命,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
冬至阳生,岁回律转。在新的一年,我们站在这一年的不易成果上,对未来充满信心,更加需要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取得更多发展成果。
针对目前思政课教师供给能力不能有效满足思政课强起来的发展需要这一突出矛盾,要切实提升教师供给能力,改进教学方式,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朝着高质量发展。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进一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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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经济成为我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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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仍需抢抓“十四五”应对窗口期,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灵活机动。在强化养老、托幼、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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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稳经济政策措施的持续发力下,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都处在逐步恢复中。鉴于需求不足是一个时期以来影响经济运行的明显制约因素,因此需求改善较之供给改善更能有利于经济运行。